《活着》讲述了福贵的一生，富家少爷福贵嗜赌成性，最后赌光了家产。
贫困之中，因为母亲生病，在福贵为母亲求医的路上，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，后来被解放军俘虏，放他回了家。结果回到家中，母亲已因病逝，妻子家珍独自将一双儿女拉扯大，女儿在一次意外中变成了哑巴，儿子尚且活泼机灵。本以为这次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，但是悲惨的人生却才刚开始上演。
作为一个冷酷的作者，余华不动声色地让我们跟随他的冰冷笔调，目睹少爷福贵的荒诞、破产和艰难；继而又假惺惺地给我们一点点美好的希望，让有庆得到长跑第一名，让凤霞嫁了人怀了孩子，让某些时刻有了温情脉脉，有了简陋的欢乐。然而就在我们以为噩梦不再萦绕他们的时候，余华丝毫没有犹疑，他铁青着脸让自己的角色们迅速以各种方式死去，毫无征兆，近乎残忍。
用余华自己的话说，《活着》讲述了一个人和他自己生命的友情，讲述了人如何承受巨大的苦难，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，讲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，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事物。
余华在小说中用个人化的视野代替“全民”视野，他说“历史是已经消失了的存在，了解历史真相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，就是通过野史传说、民歌、家庭谱系、个人回忆录等形式保存下来的历史信息，民间常常将历史信息深藏在隐晦的文化形式里，以反复出现的隐语、象征、暗示等，不断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。”小说中的福贵就是集体记忆的象征，他只是个被极端化的小人物罢了，他的经历也不过是那个年代万千亲历者经历的缩影罢了。作为历史的见证者，他成了那些年代心酸苦难的代名词。福贵结局的悲剧性，与其说是来自无法避免的命运，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来源于历史的原因。纵向流变的中国历史，好像一条河，从远古流到当今，每个人都只能是历史洪流中的小飞尘，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，无能为力罢了。
《时代》周刊评论这本书写到：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,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。接踵而至的打击或许令读者无从同情,但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,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。